核心提示： 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前来点验，罗卓英是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叶挺和他巧妙周旋，罗卓英提出新四军人多枪少，编制人数要减少，叶挺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团上调...

2006年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名将叶挺诞辰110周年。毛泽东同志曾当面称他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毛泽东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1927年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首次打出了“红军”旗号，而叶挺担任了红军的总司令。

“第一任总司令”之说由此而来。新四军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一支，它的战史也要从叶挺写起。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形势，同意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内心并未完全放弃“剿灭共匪”的计划，只是变换一下策略，实行所谓“北和南剿”。1937年春，蒋介石密令第157师限期“剿灭”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此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在西安、杭州、洛阳、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谈判，主要是谈判长征到达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问题，尚未涉及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问题。陈毅、项英等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内容只是停止敌对，就地集中改编为地方抗日武装，也未涉及集中改编一支队伍开赴抗日前线的问题。叶挺利用他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声望，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提议组建新四军，积极促成改编中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妥善解决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叶挺根据周恩来赴庐山路过上海时的授意，主动向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建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编一支部队，开赴前线抗日，并建议这支部队取名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老四军的光荣传统，他表示愿意参与这支部队的组建。随后叶挺又将此事告知老四军军长李济深，还有冯玉祥，他们也向蒋介石进言，终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了“委员长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的命令。这为我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集中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扫除了一大障碍，因为蒋介石有了对叶挺的任命，国共双方只要商谈如何集中改编就可以了。在以后的日子，国共双方就新四军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蒋介石要求压缩新四军编制人数、要派人来控制部队，不肯承担军费供给，不断刁难，叶挺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同国民党当局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等据理力争，甚至当着叶剑英的面向蒋介石以“辞职”要挟，迫使蒋介石让步，如果没有叶挺，谈判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自会大大增加。

叶挺在蒋介石任命发布后，听从党中央召唤，亲自赴延安向张闻天、毛泽东等表示，一切听从党指挥。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编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陈毅、张鼎丞、张云逸、谭震林担任师级领导，叶挺在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向国民党当局力争，最后达成协议，新四军编四个支队(旅级)，一、二、三支队各两个团，第四支队三个团，外加一个手枪团；国民党当局同意不派干部，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等担任支队领导，后来又争得国民党当局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每月军费核定6.5万元，由于叶挺力争，增加到9.5万元，后来又增加到13.5万元。为解决上述问题，叶挺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奉命前来点验，罗卓英是叶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老同学，叶挺和他巧妙周旋，罗卓英提出新四军人多枪少，编制人数要减少，叶挺采取把部分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把另一部分干部战士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团上调军部之类的办法，顺利地走完了这个点验过场。

所有这些，基本上实现了党中央对组建新四军的要求，叶挺是作了很大努力的，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注重新四军的正规化训练，亲自主持编写《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

新四军组建前夕，叶挺即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口中得知，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考验的红军游击队，具有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

同时，叶挺以战略家的眼光，也预见其不足:红军游击队员大都出身贫苦劳动人民的家庭，读书不多，缺少文化；长期游击环境，未能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更未研究过战略战术；小游击队作战，一个人发号施令就可以了，而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面对的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化日军，不仅要打游击战，还要打阵地战、攻坚战，大部队协同作战，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1938年4月，一、二、三支队在皖南岩寺集中后，叶挺就以主要精力抓部队训练，他亲自给指战员讲课，讲国内国际抗日形势，讲与日军作战的战略战术；他亲自上操场指导指战员演练，列队、出操、打靶、刺杀、搞爆破、越障碍，一一示范，并严格要求。

1939年春，叶挺主持编写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抗日战争进行总结。这份说明书，不仅成为我军的军事教材，连蒋介石都批示:“所陈各节颇有见地，已令择列教令，以供我游击各部队之参考。”

为了加速军队正规化建设，叶挺还倡导并主持建立了全军的参谋工作制度。他强调军队干部必须分清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不同责任，连长以上的指挥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观察敌人的弱点，灵敏地指挥部队进行突击、战胜敌人上面。指挥员和参谋各有分工，参谋要随时了解敌情变化、熟悉战场、为指挥员决策提出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

但由于项英的不同意见，认为部队搞正规化训练会丢掉优良的游击作风，以致叶挺的这一颇具远见的战略决策未能贯彻始终，直到皖南事变后，陈毅、刘少奇又正式提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叶挺的正确主张才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竭尽所能，改善新四军的后勤保障

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当局排斥异己，军费压得很低很低，枪支弹药和医疗器械及药品更是少得可怜，而且还常常扣押。

为解决这些问题，叶挺花费了大量精力。

新四军在汉口筹建军部机关时，叶挺就亲自动员医学博士沈其震来新四军工作，沈其震又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可胜教授动员来一批医生、护士，很快成立了军医处，组建了前方医院、后方医院，并采取培训办法，为各支队培养了一批医护人员，为部队开展医疗和战伤救护奠定了基础。叶挺到南昌后，让项英、陈毅等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事宜，自己飞抵香港，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秘书处，向海内外华侨华人宣传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抗日，争取到一批华侨捐款及医疗器材、药品、通讯器材、衣物等急需物资。1938年秋，外国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新四军军部采访，叶挺请史沫特莱写了一篇新四军敌后抗日的报道，打印在白绸布上，挑选了几件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战利品，还拍了一部新闻电影片，让沈其震去上海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又争取到一笔捐款和部分医疗器械、药品及其他军用物资。

　　重视新四军敌后抗日的舆论宣传，大大提高新四军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叶挺本人的社会知名度很高，他善于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去宣传新四军。1937年11月13日，叶挺从延安来到武汉第二天，就以新四军军长身份召集记者招待会，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后，将挺进华中敌后抗日，汉口《大公报》于次日以显著篇幅宣传此事。1938年1月15日，叶挺由南昌飞香港路过广州，向广州《救亡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再次宣传新四军将挺进华中敌后抗日，《救亡日报》和香港《珠江日报》先后发表了这篇谈话。此后，叶挺多次会见记者，向国内外宣传新四军。在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的环境下，叶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日的信息大量介绍到海内外，使新四军得到了海外广大华侨华人的赞扬、声援和捐助，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人士都同情支持新四军，痛斥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倒行逆施，也为党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纵观新四军的创建史，不难发现，叶挺在新四军初创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他人难以替代的。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曹晋杰为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原馆长